北宋詩文運動革新運動的領袖

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是歐陽修。歐陽修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北宋詩文革新運動是以反對浮靡文風，主張詩文革新為主，進一步推進了古代文學、散文、文論的發展，對後世有著很大的影響。歐陽修，字永叔，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吉州永豐（今江西省吉安市永豐縣）人，景德四年出生於綿州（今四川省綿陽市），北宋政治家、文學家。

歐陽修於宋仁宗天聖八年（1030年）以進士及第，歷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學士、樞密副使、參知政事。死後累贈太師、楚國公，諡號“文忠”，故世稱歐陽文忠公。

歐陽修是在宋代文學史上最早開創一代文風的文壇領袖，與韓愈、柳宗元、蘇軾、蘇洵、蘇轍、王安石、曾鞏合稱“唐宋八大家”，並與韓愈、柳宗元、蘇軾被後人合稱“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領導了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繼承並發展了韓愈的古文理論。其散文創作的高度成就與其正確的古文理論相輔相成，從而開創了一代文風。歐陽修在變革文風的同時，也對詩風、詞風進行了革新。在史學方面，也有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書》，並獨撰《新五代史》。有《歐陽文忠集》傳世。

北宋詩文運動革新運動的領袖是誰 北宋詩文運動革新運動的領袖的簡介

1、北宋詩文運動革新運動的領袖是歐陽修。

2、歐陽修（1007－1072），字永叔，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漢族，吉州永豐（今江西省永豐縣）人，因吉州原屬廬陵郡，以“廬陵歐陽修”自居。諡號文忠，世稱歐陽文忠公。北宋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與韓愈、柳宗元、王安石、蘇洵、蘇軾、蘇轍、曾鞏合稱“唐宋八大家”。後人又將其與韓愈、柳宗元和蘇軾合稱“千古文章四大家”。

歐陽修在北宋詩文革新運動中起了什麼作用？

歐陽修在北宋詩文革新運動中的作用是闡明瞭"文"與"道"的關係。

歐陽修在北宋詩文革新運動中闡明瞭"文"與"道"的關係，他重視文學的社會職能，強調道對文的決定性作用。他認為"道"是內容，猶如金玉，而"文"則是形式，猶如金玉發出的光輝，它是賴金玉而存在的。

並進一步把儒家之"道"，與現實生活中的"百事"聯絡起來，使"道"的內涵更為廣闊，更為實際.他在中"道"的同時，也重視"文"的意義和價值，提出"詩窮而後工"的論點。

倡導簡樸平易的文風，他吸取韓愈"文從字順"的主張，而拋棄了韓愈"唯陳言之務去"的偏頗，避免了尚奇趨險的形式主義傾向。這些進步的觀點和主張，為北宋詩文革新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擴充套件資料：

歐陽修的散文內容充實，形式多樣。無論是議論，還是敘事，都是有為而作，有感而發。他的議論文有些直接關係到當時的政治鬥爭，例如早年所作的《與高司諫書》，揭露、批評高若訥在政治上見風使舵的卑劣行為，是非分明，義正辭嚴，充滿著政治激情。

又如慶曆年間所作的《朋黨論》，針對保守勢力誣衊范仲淹等人結為朋黨的言論，旗幟鮮明地提出“小人無朋，唯君子則有之”的論點，有力地駁斥了政敵的謬論，顯示了革新者的凜然正氣和過人膽識。這一類文章具有積極的實質性內容，是古文的實際功用和藝術價值有機結合的典範。

歐陽修另有一類議論文與現實政治並無直接關係，但表達了作者對歷史、人生的深刻思考，如《五代史》中的一些序論，對五代的歷史教訓進行總結，並鮮明地表達了作者的褒貶，以及國家興亡在於人事而非天命的歷史觀。

參考資料來源：百度百科—歐陽修

參考資料來源：百度百科—北宋詩文革新運動

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主要成員有哪些?其文學主張及文學成就如何?

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是歐陽修

北宋繼唐代古文運動而起的文學革新運動，主要反對以“西昆體”為代表的浮靡文風。但這場文學運動，同時對詩、文進行革新，與政治鬥爭關係更密切，歷時更久，波及更廣，參加者更多，其影響也更為深遠。

北宋文壇領袖是誰?

北宋文壇領袖是歐陽修。

歐陽修是在宋代文學史上最早開創一代文風的文壇領袖，與韓愈、柳宗元、蘇軾、蘇洵、蘇轍、王安石、曾鞏合稱“唐宋八大家”，並與韓愈、柳宗元、蘇軾被後人合稱“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領導了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繼承並發展了韓愈的古文理論。其散文創作的高度成就與其正確的古文理論相輔相成，從而開創了一代文風。歐陽修在變革文風的同時，也對詩風、詞風進行了革新。在史學方面，也有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書》，並獨撰《新五代史》。有《歐陽文忠公集》傳世。

歐陽修一生宦海浮沉，三遭貶謫，仕途不順，他對人生命運和官場的艱險感悟較深，故能抒發作者獨特的人生體驗和心態。

人物評價：

歐陽修在傳統文化的重重束縛下掙扎著表現自我。他淡視名利，無欲則剛，其目的也是為維護社會穩定，但他不是“守常”而是“圖新”。

學術上對當時僵化風尚和陳舊價值觀進行抵制和反撥。在當時隨波逐流，人人自保的人文環境中，歐陽修身居高位，仍堅守大節，保持人格尊嚴，體現自我的人生價值，對習慣勢力和庸俗無聊的生存狀態進行抵拒，對社會責任自覺地擔當。

從他身上，我們可以吸取勇於擔當的因子，來培育抵拒庸俗、無聊的抗體。這也是今天紀念歐陽修的重要意義所在。

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首領是

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歐陽修

北宋時期政治家、文學家散文家，和詩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字永叔，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諡號“文忠”.著有《歐陽文忠公集》吉州永豐（今屬江西）人。歐陽修自稱廬陵人，因為吉州原屬廬陵郡。

生平歐陽修四歲喪父，家貧，他的母親以荻畫地，教他寫字。仁宗天聖八年（1030年）歐陽修成為進士。次年任西京（今洛陽）留守推官，與梅堯臣、尹洙結為至交，互相切磋詩文。景佑元年(1034年)，召試學士院，授任宣德郎，充館閣校勘。景佑三年，范仲淹上章批評時政，被貶饒州。歐陽修為他辯護，被貶為夷陵（今湖北宜昌）縣令。

康定元年(1040年)，歐陽修被召回京，復任館閣校勘，後知諫院。慶曆三年(1043年)，范仲淹、韓琦、富弼等人推行“慶曆新政”，歐陽修參與革新，提出了改革吏治、軍事、貢舉法等主張。慶曆五年，範、韓、富等相繼被貶,歐陽修也被貶為滁州（今安徽滁縣）太守。以後,又知揚州、潁州（今安徽阜陽）、應天府（今河南商丘）。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奉詔入京,與宋祁同修《新唐書》。

嘉佑二年(1057年)二月，歐陽修以翰林學士身份主持進士考試，提倡平實的文風，錄取了蘇軾、蘇轍、曾鞏等人。這對北宋文風的轉變很有影響。

嘉佑五年(1060年)，歐陽修拜樞密副使。次年任參知政事。以後，又相繼任刑部尚書、 等職。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上表請求外任，不準。此後兩三年間，因被蔣之奇等誣謗，多次辭職，都未允准。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實行新法。歐陽修對青苗法曾表異議，且未執行。熙寧三年(1070年)，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職,堅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縣）。這一年,他改號“六一居士”。熙寧四年(1071年)六月，以太子少師的身份辭職。居潁州。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年）閏七月二十三日，歐陽修在潁州（今屬安徽省）的家中，留下一萬卷藏書、一千卷集古錄、一張琴、一局棋和一壺酒，溘然長逝。蘇軾評價其文時說：“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歐陽修卒諡文忠。

文學創作歐陽修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他的文學成就以散文最高，影響也最大，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繼承了韓愈古文運動的精神，在散文理論上，提出：“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答吳充秀才書》），“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為文者輝光”（《答祖擇之書》）。他所講的道，主要不在於倫理綱常，而在於關心百事。他認為學道而不能至，是因為“棄百事不關於心”（《答吳充秀才書》）。他反對“務高言而鮮事實”（《與張秀才第二書》），主張“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他取韓愈“文從字順”的精神，大力提倡簡而有法和流暢自然的文風，反對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澀。他不僅能夠從實際出發，提出平實的散文理論，而且自己又以造詣很高的創作實績，起了示範作用。

歐陽修在中國文學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大力倡導詩文革新運動，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義文風和詩風，取得了顯著成績。由於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創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於唐代的韓愈，“天下翕然師尊之”（蘇軾《居士集敘》）。他薦拔和指導了王安石、曾鞏、蘇洵、蘇軾、蘇轍等散文家，對他們的散文創作發生過很大的影響。其中，蘇軾最出色地繼承和發展了他所開創的一代文風。北宋以及南宋後很多文人學者都很稱讚他的散文的平易風格。他的文風，還一直影響到元、明、清各代。

宋慶曆八年(1048年),黃河決於澶州商胡埽(今河南濮陽東北),河水改道北流,經大名府、恩州、冀州、深州、瀛州、永靜軍等地,至乾寧軍合御河入海。當時因年荒民困,沒有立即堵口。皇佑三年(1051年),北流於館陶郭固口決口,四年堵塞後流勢仍不暢,引起了北流和恢復故道東流的爭論。至和二年（1055年）,歐陽修極力反對回河東流，連上兩疏陳述不能回河的理由。在第一疏中,他分析了當時“天下苦旱,京東尤甚,河北次之”,“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的嚴重形勢,認為在“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之際,以“三十萬人之眾,開一千餘里之長河”,不但人力、物力不允許,而且會引起“流亡盜賊之患”，危及宋王朝的根本利益。在第二疏中,他根據自己的觀察體會,首先從分析黃河淤積決溢規律出發,闡述了不宜回河的原因。他說：“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接著他又分析了京東、橫隴河道的具體情況，指出：“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澀,乃決天台埽,尋塞而復故道；未幾,又決於滑州南鐵狗廟,今所謂龍門埽者。其後數年,又塞而復故道。已而又決王楚埽,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隴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所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橫隴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為患。至慶曆三、四年,橫隴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餘里；其後遊、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決於上流之商胡口。然則京東、橫隴兩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也。”同時,歐陽修還認為,河渠司李仲昌等議開的六塔河,寬僅五十步,“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並斷言六塔河“於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患之實。今下流所散,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澀,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皆智者之不為也”。

歐陽修的奏疏未予採納,朝廷命加緊堵口,開六塔河。嘉佑元年(1056年)四月,商胡決口塞而複決,回河失敗。

歐陽修知滁，於慶曆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慶曆八年閏正月朝廷詔徙知揚州，二月離開滁州，前後在滁州計約兩年零四個月的時間。時間雖然不長，卻給滁州留下了極其深遠的影響。他給滁州留下了許多建設遺蹟，留下了一些不朽的詩文，留下了與滁州人的深厚感情。他留下的建設遺蹟和詩文，成了滁州不可多得的寶貴遺產；留下的與滁州人的深厚感情，成為滁州人永遠不可磨滅的記憶。

承繼前人開發滁州

如今說到滁州，人們自然會想到琅琊山，想到醉翁亭，想到歐陽修。琅琊山的自然風光、人文景觀，都遠近聞名。琅琊山最有名的景點是醉翁亭，被譽為全國“四大名亭”之首，名揚海內外。與醉翁亭隔山相望的豐樂亭，也是令許多探幽訪古之士嚮往的勝蹟，與醉翁亭一起被稱為“姊妹亭”。豐樂亭下的“紫薇泉”，則與醉翁亭的釀泉合稱為“姊妹泉”。這些，都是歐陽修知滁時開發、建設而遺留下來的。正是這些建築，加上他親自撰寫的《豐樂亭記》、《醉翁亭記》，才使滁州琅琊山的名聲大震起來。

追溯琅琊山之名，應自東晉始。東晉以前，琅琊山本無名，其主峰當地人稱摩陀嶺，其他都是些小山頭。西晉末年，琅琊王司馬睿因避亂駐蹕於此，後來，司馬睿成了東晉元帝，借其曾在此山一住之光，才有了琅琊山這個名稱。但是，司馬睿本人，乃至整個東晉時代，並未給琅琊山帶來多少變化，它依然是一片沉寂的山嶺。直到唐代大曆六年(公元771年)，滁州刺史李幼卿在L山司興建寶應寺(即今日之琅琊寺)，琅琊山才打破歷史的沉寂，開始起步向著繁榮與發展邁進；琅琊山這個名稱也是這個時候才叫起來的。而這從司馬睿駐蹕山間時算起來，已經經歷了300多年的時間。

寶應寺的興建，改變了琅琊山多年寂靜的狀況，但只是個開始，而且僅限於琅琊寺這一塊，影響仍不是很大。琅琊山真正鵲起，是在它又經歷了200多年以後，北宋的著名文士歐陽修知滁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