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
文武分職將相殊途的萌芽開始於春秋時期。
當時人們已比較傾向於用“將軍"或“將"來稱呼軍事主官。而孔子在傳授私學時改革教育的內容，改傳統的“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為“詩、書、禮、樂、易、春秋"，專重思想文化教育，則揭開了古代教育文、武分途的序幕。所以，到春秋末年，文武分職的萌芽已依稀可見。
軍事職官的設定和其職掌功能的實現，是軍事領導體制中的重要內容和必要環節，也是統治集團對軍事領導權控制和運用的外在標誌。由於受社會經濟、政治、文化諸條件的制約和商周以來文武不分職、“官事可攝”傳統的影響，春秋時期作為軍事領導體制的重要構成部分的軍事職官系統，也基本表現為軍政統一、文武一致的特點。
這是與當時軍政合一、兵民一致的社會政治狀況相一致的。同時，隨著社會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領域內新的因素的不斷岀現滋長，當時諸侯列國的職官，在體現商周以來臣僕用事的舊有傳統的同時，也緩慢地呈示著職官許可權分工明確化的趨勢，到了春秋晚期，更醞釀著文武分職的契機。
軍令系統的軍將命卿制春秋時期，各諸侯國一般都實行“軍將皆命卿”的制度，表現為軍與政的統一，其執政首領正卿或上卿，在平時是諸侯以下全國的政務官，在戰時就是高階的戰場指揮官，構成了以國君為核心，卿將合一的軍事指揮體制。在這種體制下，軍隊的高階將領基本上由“命卿"和有卿爵者擔任。
軍將以下還設定司馬、輿帥、侯正、亞旅等類職官，從而形成了直接向統帥部負責的基層指揮系統。從有關史料記載看，文武同途、卿將合一在當時各國是普遍實行的。以下按國別進一步予以敘述。晉國。晉國的執政之卿，一方面是國內政務上的執政，另方面又是中軍元帥，全軍的主要統帥，可謂是“出將入相氣晉軍其餘將佐，一般也由卿爵者充當。
泓水之戰中，宋襄公要等待楚兵渡河列陣後再戰，說：“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就是說不攻擊已經受傷的人，不俘虜年老的人，不能進攻沒有列好陣的敵軍。這在現代人看來有點不可理解，但那時候貴族間的交戰確實是有這樣的規則的，是貴族精神的體現，宋襄公也不過是按正常套路出牌而已，但不幸的是被後人作了反面典型。這和中世紀歐洲的騎士精神很像，比如不能傷害俘虜，不能攻擊還沒有上馬的敵人，不能攻擊婦女兒童等非戰鬥人員等。只不過我們比歐洲“覺醒”得早多了，後來出了一部《孫子兵法》後，就都變成了“兵者，詭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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