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周恩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出席了在印度尼西亞萬隆召開的有亞洲和非洲 29個國家代表團出席的亞非會議。這次重要會議，對亞非地區乃至整個世界歷史程序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本刊發表的這篇紀事，是作者根據多年來收集到的大量第一手歷史資料、當事人回憶錄或回憶文章，同時參考有關年譜和傳記作品以及其他相關材料等，整理和編寫成的。
這份材料比較全面、系統和真實地反映了周恩來為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增進與相關國家的瞭解與友誼、促進國與國之間的友好合作以及保衛世界和平而作出的艱辛努力，反映了以周恩來為代表的老一代外交工作者為確立新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的重要地位、為開啟新中國外交工作新局面所作出的巨大貢獻。該紀事的編輯體例，參照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領袖人物年譜體例。1月22日會見印度尼西亞大使莫諾努圖，接受他代表印尼政府提出的關於中國政府參加亞非會議的正式邀請。2月10日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
會議通過周恩來關於中國決定參加亞非會議給印度尼西亞總理阿里?沙斯特羅阿米佐約的覆電。隨即發出覆電，指出：“亞非會議是歷史上第一次為了促進亞非各國間的親善和合作、為了探討和促進它們相互間的和共同的利益和為了建立和增進友好和睦鄰關係而召開的會議。”“這個會議的召開也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機會，使得具有不同社會制度的亞非各國，在任何一國的政府形式和生活方式不受另外一國干涉的原則下，和平共處併為促進世界和平和合作作出貢獻。
”周恩來（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 ，字翔宇，曾用名飛飛、伍豪、少山、冠生等，原籍浙江紹興，1898年3月5日生於江蘇淮安。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主要建立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勳，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周恩來同志為中國共產黨探索中國革命正確道路、建立人民軍隊、建立革命統一戰線、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建立了不朽功勳。
在大革命中，他出色領導了國民革命軍軍政工作、廣東地方政權工作、震驚中外的上海工人武裝起義，成為我們黨最早認識武裝鬥爭重要性和最早從事軍事工作的領導人之一。大革命失敗後，他領導發動舉世聞名的八一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從此誕生。黨的六大以後，他作為實際主持黨中央工作的領導人，在極端險惡的條件下機智勇敢地保衛黨的中央機關，保護黨的大批領導骨幹，發展黨在白區的祕密工作，支援工農武裝割據。
他積極探索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明確提出“鄉村中心”的思想，為推動“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貢獻。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他同朱德同志等一起成功指揮了第四次反“圍剿”鬥爭，創造了大兵團伏擊殲滅戰的新經驗。紅軍長征途中，在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上，他旗幟鮮明地支援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為確立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為在危難中挽救紅軍、挽救黨，發揮了重要作用。西安事變爆發後，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他根據黨中央的既定方針，前往西安，在極端複雜而艱難的環境中推動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促成了國共合作、團結抗日的新局面。
抗日戰爭中，他代表我們黨長期堅持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負責與國民黨當局談判，廣泛團結社會各階層愛國人士，堅持並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了有勇有謀的鬥爭。抗日戰爭勝利後，為制止內戰，他陪同毛澤東同志赴重慶與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爾後又率領我黨代表團與國民黨當局開展了有理有節的政治鬥爭。解放戰爭時期，他協助毛澤東同志運籌帷幄，在推動第二條戰線的形成、轉戰陝北、指揮一系列改變中國命運的戰略大決戰、籌備召開新政協、主持起草《共同綱領》等工作中，作出了卓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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