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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作為聯合國工作語言之一，已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樑和外國人學習漢語的首選語言。截至2015年，中國70%人口具備普通話應用能力，尚有約4億人只侷限於聽懂的單向交流。《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普及攻堅工程實施方案》計劃“到2020年，在全國範圍內基本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具體為全國普通話普及率平均達到80%以上。

現代普通話的主要來源是元朝時期以大都(北京)話為基礎所編制的《中原音韻》，前身是明清官話，到了雍正年間，清朝正式確立北京話為標準官話。現代普通話跟東南地區方言相比，保留的古音比較少，並且消失了“入聲”。

“普通話”這個詞早在清末就出現了。1902年，學者吳汝綸去日本考察，日本人曾向他建議中國應該推行國語教育來統一語言。在談話中就曾提到“普通話”這一名稱。1904年，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學日本時，曾與留日學生組織了一個“演說聯絡會”，擬定了一份簡章，在這份簡章中就出現了“普通話”的名稱。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學者朱文熊在《江蘇新字母》一書中把漢語分為“國文”（文言文）、“普通話”和“俗語”（方言），他不僅提出了“普通話”的名稱，而且明確地給“普通話”下了定義：“各省通行之話。”後來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話”的說法，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瞿秋白在《鬼門關以外的戰爭》一文中提出，“文學革命的任務，決不止於創造出一些新式的詩歌小說和戲劇，它應當替中國建立現代的普通話的文腔。”“現代普通話的新中國文，應當是習慣上中國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現代‘人話’的，多音節的，有結尾的……”並與茅盾就普通話的實際所指展開爭論。經“五四”以來的白話文運動、大眾語運動和國語運動，北京語音的地位得到確立並鞏固下來。1949年新成立的北京中央政府確定現代標準漢語由國語改稱普通話。

普通話是現代標準漢語的另一個稱呼，各國都有自己的通用語言（官方用語、首都官話）——無論美國、俄羅斯、印度等國，都是語言方言眾多而推行各國的標準用語以利於人們廣泛交流。中國的國家通用語言是普通話，即漢語普通話，是中國曆代官方推行的修正型的首都雅音（區別於首都衚衕音）。要區別三個概念：首都雅音即首都官話，首都衚衕音，修正型的首都雅音。

北京作為全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前後歷時八百多年。由於經濟政治的集中，北京話的影響逐漸增大，地位日益重要。一方面，北京話作為官方的通用語言傳播到全國各地，成為“官話”，“官話”也就逐漸成了各方言區之間共同使用的“共同語”；另一方面，以北方話為基礎的白話文學作品，特別是元明以來的戲曲，也更多地接受了北京話的影響。這樣，北京話就為漢民族共同語的標準音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到了清朝末年，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漢民族共同語實際上已經形成。新中國的普通話以北方話語音為基礎音，加以部分修正（主要是吸收灤平話的特點如直接、清晰、明確）。以灤平話為主要標準——灤平是北方話的推行區、記錄區。

普通話是規範化的，是中國法定的全國通用語言。《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第19條規定：“國家推廣使用普通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確立了普通話和規範漢字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法定地位。

普通話的推行與方言的使用是和諧共存的關係。推廣普通話並不意味著消滅方言，推廣普通話既不以消滅方言為目標，也不以消滅方言為手段。我們不能把普通話和方言簡單地對立起來，兩者的功能和地位不同，處在不完全相同的時空之中。任何一種方言都有它的穩固性和不可替代的實用性。在民族共同語的發展時期，方言之間過去所有的那種明顯的界限會逐漸淡化，方言的力量必然會削弱。

鄒金燦和李伯重認為，現代普通話跟東南地區方言相比，保留的古音比較少，並且消失了“入聲”，平仄已經很難分出來，所以用普通話朗誦唐詩，有時候會發現不太順暢，因為常常不能押古韻。著名學者葉嘉瑩多次呼籲取消用普通話讀詩詞的做法，就是因為詩詞所遵循的聲韻標準是中古音，與近代音系的普通話天生不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