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可殺不可辱是什麼意思?

意思是：指士子寧可死，也不願受汙辱。

成語名字：士可殺不可辱

成語發音：shì kě shā bù kě rǔ

成語解釋：指士子寧可死，也不願受汙辱。

成語出處：語出《禮記 儒行》：“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

成語繁體：士可殺不可辱

常用程度：常用成語

感情色彩：中性成語

成語用法：作賓語、定語、分句；用於處事

成語結構：複句式成語

產生年代：古代成語

近義詞： 寧死不屈 檢視更多士可殺不可辱的近義詞>>

成語例句：〖示例〗鏊謂謹曰：‘士可殺不可辱。今辱且殺之，吾尚何顏居此。’ ★《明史 王鏊傳》

士可殺不可辱的意思

意思是指：士子寧可死，也不願受侮辱。

士可殺不可辱，成語。

拼音：shì kě shā bù kě rǔ

語出《禮記·儒行》：“儒者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儒者的剛毅是吃軟不吃硬；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可以，你胡攪蠻纏、要挾威迫卻行不通，寧可去死，也不願受侮。

解釋

指士子寧可死，也不願受侮辱。

出處

語出《禮記·儒行》：“儒者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

鏊謂謹曰：‘士可殺不可辱 。今辱且殺之，吾尚何顏居此。’，出自《明史·王鏊傳》

士可殺不可辱什麼意思？

寧願被人殺死，也不要被人侮辱

士子寧可死，也不願受侮辱。語出《禮記·儒行》：“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侮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譯文】

儒者可以親近而不可威脅，可以接近而不可逼迫，可以殺害而不可侮辱。他們的日常生活不奢侈，飲食不豐美。對他們的過失可以委婉地批評，卻不可當面指責。他們的剛毅就是如此。

擴充套件資料

故事

因陝西用兵失利，神宗發出發出聖諭，命斬殺一漕官。第二天，神宗皇帝問宰相蔡確是否已執行。蔡確回答：“方欲奏知。”隨即說出一番道理：“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神宗帝沉吟久之，曰：“可與刺面配遠惡處。”

這時候門下侍郎章淳插話了，他說：“如此，即不若殺之。”神宗帝驚問其故，回答說：“士可殺不可辱。”神宗帝氣急敗壞，說道：“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 章淳卻還要頂嘴：“如此快意，不做得也好。”

什麼是"士可殺,不可辱"??

士可殺不可辱

shì kě shā bù kě rǔ

〖解釋〗指士子寧可死，也不願受汙辱。

〖出處〗語出《禮記·儒行》：“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

〖示例〗鏊謂謹曰：‘～。今辱且殺之，吾尚何顏居此。’ ★《明史·王鏊傳》

從“士可殺不可辱”到“士可殺亦可辱”

“士可殺不可辱”，是中國人的一種傳統信仰。它在中國延續了幾千年，成為中華民族戰勝各種天災人禍的精神依託和智慧來源。然而，近代以來，這種信念卻逐漸被以各種方式認為地淡化，甚至進行系統的摧殘。如今看來，它已經成為一種極為稀缺的社會資源。作為社會的首要階層，士在維繫中國傳統社會的生存和發展過程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伴隨著“士可殺不可辱”這種信仰的迷失，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遭到了嚴重的干擾和破壞。中華民族為此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

統治者隨意殺戮士人固然可怕，統治者公開侮辱士人誠屬可恥。最痛心的卻莫過於，統治者這種既可怕又可恥的行為，卻能夠得到舉過上下的狂熱喝彩。如果一個民族不僅對“士可殺亦可辱”的現象心安理得，而且對此歡欣鼓舞，那麼這個民族的前途和希望實在令人擔憂。不幸的是，我們的國家確實經歷過這種悲慘的歷史。然而我們至今仍然在承受著歷史的報應。因此，很有必要對此進行一番深刻的反思。

中國很早就有四民社會的說法。考之典籍，首見於《管子》。自戰國以下，代有更革，但是血脈相連，士氣長存。士，既不同於貴族階層，也不同於貧民階層。有“術”之人，才能稱為“士”。《說文》解釋：“儒，術士之稱。”術士，又稱“藝士”。傳統意義上的藝術，和我們今天所講的藝術具有很大的差異。藝術包括禮、樂、射、御、書、數在內，又稱“六藝”。《說文》把六藝統統歸到儒家的門下，反映了後來儒家地位上升的現實，但是和事情的本源並不符合。其實，藝術往往指稱的是專門知識和技能。比如，武術、劍術、刀術、法術、權術，等等。只要掌握了一定的專門知識和技能，都可以進入“士階層”。它構成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主體。儒家之外，還有墨家。墨家也是士。他們自稱“兼士”。儒家和墨家之外，還有很多。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爭鳴，其實是各種獨立知識分子的崛起時代。士階層的興起，幾乎與貴族階層的沒落相同步。因此，錢穆先生將戰國時期成為“遊士社會”。

秦始皇統一中國，中國社會仍然沒有改變“遊士社會”的特徵。秦國之所以能夠消滅六國，主要依靠的人才都是當時在六國不能得到重用的遊士。他們在秦國人才強國戰略的吸引下，絡繹不絕地來到秦國。很快幫助秦國發展壯大。從商鞅、范雎等人，迄於呂不韋及其眾多的門客，都是遊士。李斯為相，也是遊士。蒙恬為將，也是遊士。博士官七十人，皆是遊士。在秦國，贏姓貴族掌握政權的很少。太子扶蘇，也在蒙恬帳下。所以，秦國統一天下主要依靠的不是本國的貴族勢力，而是遊士實力。

漢高祖劉邦建立西漢王朝，主要依靠的還是各種文武遊士，姓劉的開國功臣也很少。蕭何、韓信、張良、陳平等人是遊士，叔孫通、婁敬、陸賈、酈食其等人也是遊士。至於所謂“商山四皓”更是當時名士。漢高祖為了劉漢王朝，大封同姓諸侯，異姓諸王倏加誅滅。各地遊士紛紛投靠劉姓諸侯。一時之間，淮南王劉安、河間王劉德門下集中了大批的遊士。中央權威受到威脅。“七國之亂”後，漢武帝開始加強中央集權。大批遊士逐漸可以封侯拜相。漢武帝拜公孫弘為相，乃封其為平津侯。公孫弘本是東海一個放豬的。因為掌握和熟悉《公羊春秋》，應“賢良之薦”成為宰相。

漢武帝之後，中央集權加強，遊士消失，學歸官府。漢武帝建立太學。太學生出身，高者為郎，低者為吏。郎為皇宮侍衛，吏為政府科員。當吏員的表現優秀，也可以取得郎的資格，進身為郎，然後在獲得擔任朝廷內外各種官職的資格和機會。從漢宣帝之後，凡是出任宰相的，都是士人出身。朝廷內外官僚，都由士人組成。所以，這個時候有可以稱為“郎吏社會”。

西漢太學設立五經博士，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社會中的士，由太學生轉為郎吏，進而在朝，掌握政權；退而在野，管理家族。這種做法，儒家思想也不排斥。“黃金滿贏，不如遺子一經。”只要時代傳經，即可世代成為卿相。這樣，中國沒有世襲的貴族，卻出現了世襲的士族。

士族的發展壯大，逐步出現了“門第社會”。士族的形成，在東漢末期。到了三國時期，中央權威崩潰，士族坐大。袁紹一家，四世三公；孔明一家，也是高門顯第，所以兄弟三人，分在三國，同為顯貴。曹操出身低微，用人惟才是舉，，然而建立的“九品官人法”很快就成為士族操縱的工具。魏晉轉移，政府被世家大族玩於鼓掌之間。東晉、南北朝時期，政權更迭不斷，但是門第旺盛，巋然不動。從東漢末期到李唐中晚，門第社會綿延700多年。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中國社會再次陷入了長期的政治動盪時期。然而，中國文化不僅沒有隨著政治動盪而陷入絕境，反而薪火相傳，綿延不已，並且為大唐帝國的全面繁榮奠定了堅實的文化底蘊。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中國文化動力，主要不是來自於統治王朝的建樹。政治動亂，往往使文化事業的發展擺脫了統治者的干擾和破壞。這個時期。中華民族生命血脈的養護，端賴於當時的門第之力。

中國的門第，主要形成與士族中間。門第中人，皆為士人。上接兩漢，下啟隋唐，中國一直仍然維持了四民社會的基本特徵。士人一直是社會的中心。他們或者偏安於南方，或者胡漢合作與北方，或者努力於再創盛事輝煌，他們構成了社會精英的主體。隋唐時期發明的科舉制度，最大限度地網羅了社會各界的人才，從而使中國社會士人的熱情和才華得到極大的展示。

“安史之亂”之後，北方由於藩鎮割據，朝廷開始以詩賦文學取士，門第傳統終於衰敗。既而為進士輕薄。當時的士人，既沒有門第的養護，又沒有朝廷的培養，其真正的士人精神日益消散。社會逐漸失去以往的領導中心，政治學術相繼腐敗。唐朝滅亡，五代繼起。

五代十國時期，士已非士，國遂不國。政治亂於上，學術衰於下。士人失去領導中心地位。但是，中國傳統社會尚未徹底崩潰。尤其在中國南方，社會基礎尚未遭到徹底的破壞，文化命脈依然存在。不過從全國範圍來看，這個時期確實處在真正的“黑暗社會”。

宋朝建立，政治粗安。朝廷開始認識到養護士氣的極端重要。中國傳統的士人階層正式復興。經過幾十年的努力，教育界出現了胡瑗等人，政治界則出現了范仲淹等人。中國傳統的士人精神得到恢復和高揚。科舉考試向全社會開放。進士開始主要出自白衣階層。所謂“黑暗社會”轉向“白衣社會”。

白衣基本都是從農村崛起。由於此時的科舉考試全面開放，民間又有印刷術的發明。知識的傳播獲得極大的發展。此外，中國出現了大量的書院。宋朝的綜合國力遠不如唐朝，但是宋朝時期，中國的學術發展卻遠遠超過了唐朝。可以說，宋朝是中國讀書人的黃金時代。宋朝所給予讀書人的優厚待遇，不僅是空前的，而且是絕後的。即使像我這樣生活在當今所謂的盛世裡的人，也是用羨慕的眼光頑強嫉妒著宋朝的讀書人。

蒙古入主中原後，中國的政治形勢大變。中國的士人相率閉門不仕。他們隱於民間，以講學為務。書院之盛，上凌宋朝，下超明朝。元朝的書院之盛，無與倫比。元朝的經史文學，不如兩宋，但是比較明朝，則毫不遜色。元朝初期的黃東發、王厚齋、胡身之、馬端臨，都是曠世巨儒。中國歷史上的亡國時代，只有元朝的學術最盛。明朝初期的社會精英，諸如劉基、宋濂等人，基本都是元朝時期出現的。明朝的科舉制度，承襲元朝。所定《四書大全》、《五經大全》為科舉之標準，基本抄襲元朝的成果。所以在元朝，政治大變於上，社會卻沒有隨著陷入蠻荒境地，學術文化傳統依然儲存。此時已無門第，而白衣士子仍為社會領導之中心。究其根源，實得宜於從胡瑗、范仲淹以下，在學術上之長期潛移默化，而濂、洛、關、閩，群峰競秀，宋明理學蔚為大觀。

滿清入關，明朝遺民誓死不從。他們志節高尚，學術深邃，一時人物蔚起，聲光粲然。歷代政權更迭之際，文化滅絕之慘，無過於此。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滿清殺人接近百萬。七十多萬揚州人死在屠刀之下，一千多年的揚州從此一蹶不振。然而，滿洲人最終還是沒有迫使中國人臣服那種野蠻的氣焰，反而被征服於中原文明。中國歷史文化始終綿延不絕。整個滿清時期，中國社會依然凝固，精神猶昔，文物遞盛，端賴明朝遺民澤被。

清朝末年，革命四起。反清復明的大旗，依然頗具號召力。當時有《國粹學報》，一時洛陽紙貴。風聲傳播，人心振奮，影響深遠。下層社會之影響上層政治，自本自根之文化傳統，遠比西洋學說更有鼓動力。

中國從古代封建貴族社會轉變為四民社會，遠溯自孔子儒家，迄於清朝末年。兩千多年，士人階層，進則幹濟政治，致君堯舜；退則教化鄉里，鼓舞風氣。在上則為士大夫，先天下之憂而憂；在下則為士君子，於人倫修養中探究學術。再由學術而政治。廣土眾民，永保其綿延廣大統一之運命。

近代以來，中國遭受西方列強之凌辱，思欲效法西洋，鳳凰涅盤。於是，社會鉅變，士林凋零。邯鄲學步，東施效顰。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老宅已毀，欲歸無路；新廈遙遙，水深火熱。窮途末路，遂有以俄為師，階級鬥爭，喚起民眾。傳統士人逐步被邊緣化，新式社會漸漸浮出水面。

伴隨著民族獨立，革命告成，承載著中國文化傳統的傳統士人，不可避免地成為革命的物件。那些幾千年來神聖不可侵犯的信念，開始被人們視為封建遺毒而大家撻伐。孟子所言：“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之為大丈夫也。”然而，在新社會要做大丈夫，談何容易？？

“士可殺不可辱”，這個經過中國五千年曆史證明了的真理，進入新社會之後竟然成為了一個謬誤。並非中國的只是分子妄自菲薄，自己不拿自己當人。實在是因為天地之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中國傳統社會的權威是相對分立的。皇帝作為最高的政治權威，掌握一切政治權力，然而，在最高的政治權威之外，中國的士人的偶像卻非皇帝，而是孔子。作為社會最高的理論權威，孔子成為中國士人的精神領袖。這種相對分立的社會權威，為中國士人的衛道行為提供了充分的心理支援。中國歷史上的皇帝何其多？然而孔聖人卻只有一個。

中國的士人從來就不缺乏殺身成仁的勇士。魯迅將他們看作民族的脊樑。正是孔子所代表的人道，為他們提供了為民請命的無窮勇氣。他們按照“道”的要求和規範，批評皇帝的倒行逆施。而皇帝一般也不會冒著在歷史上留下罵名的風險，輕易殺戮和公開侮辱士人。能以一死換得千秋英名，對於中國傳統士人來講，那是很核算的事情。

殺身成仁，以身殉道，流芳千古，永載史冊。按照聖人的教誨，那是義不容辭的正道，也是順理成章的圓滿。從這個角度，我們完全能夠理解近代以來無數的仁人志士的心路歷程。他們前赴後繼，拋頭顱，撒熱血，為了正義的事業無所畏懼，勇往直前；但是，同樣還是這些人，建國之後，卻好象一個個都變成了懦夫似的，只會作靈巧的八哥，反覆發出讚美的歌聲，儘管後來他們已經五內俱焚，肝腸寸斷。他們到底害怕什麼呢？

政治權威和理論權威的合而為一，永遠地結束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千年春夢。這正是我們理解和探究建國之後“士可殺亦可辱”這種現象的關鍵所在。

士可殺不可辱的典故

士可殺不可辱的意思是士子寧可死，也不願意受到侮辱。這句話的典故為《禮記·儒行》中的：“儒者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意思是儒者可以親近，但不能被威脅，可以接近，但不能被逼迫，可以被殺害，但不能被侮辱。

可殺不可辱什麼意思

“可殺不可辱”是一個漢語成語，讀音是kěshābúkěrǔ，可以犧牲生命，但不可遭受侮辱。形容做人的尊嚴。出自《孔子家語·儒行解》：“儒有可親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可辱。”

造句：

1、士可殺不可辱，林逸飛當然不會讓他如願以償，於是死死地盯著他，以待時機。

2、不能就這麼算了，士可殺不可辱，何況我們是軍人，更不能受辱。

3、士可殺不可辱，我乃關內楊家楊尚，字承啟，君侯雖為皇子，然則也不能信口開河，今日我便要向君侯請教，文章何以書？